另一方面是改革的成本。

虽然总体上，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但充满了变数。稀缺性决定不同要素的资源回报率，土地价格（租金）迅猛升高，并通过生活成本的传递，推高劳动力成本。

同时，城镇化能够产生自循环，对自身发展构成二级动力，通过形成消费和投资需求反过来刺激工业化，从而形成交替往复的作用机制。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几乎主导了城镇化，决定了要素资源在城市的分配和流动，首都、直辖市、省会、地级市、县和乡镇呈现出非常层次分明的落差。这个动力呈现出周期性、螺旋式上升特征，具有增强、均衡、衰弱、均衡、再增强等阶段特征。全社会要真正认识到城镇化路径选择的重大意义与高度的迫切性，应该认真研究一下美国。这个过程就是城镇化的内生性动力演变机制。

而要出现新的一轮城镇化，则取决于工业生产效率提升，源于科技进步、生产组织、城镇化衍生的红利等因素。这条城镇化路径可以促使中国形成这样的发展路径市场化改革---要素资源重新配置—产业竞争力上升---企业效益上升---收入上升就业增长---城镇化发展---国家竞争力增强。但地方政府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主要策划者毕竟要考虑代价并承担规划失败的后果，不能乱来，更不可能存心‘浪费土地。

只要不是代替民营企业或阻碍民营企业的发展，不损害市场经济次序，地方政府为发展本地经济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而它恰恰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改革开放以前，发展工业的原始积累主要来自农村，从事工商业只能是城镇居民的特权，从而他们在城市里享受远高于农民的生活水平，形成典型的‘城市人剥削农民的利益格局。这些年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是事实，但这是全国各地出现的共同现象，并不是地方政府‘热衷于搞什么‘错误的城镇化战略的结果。韩洪锡 LG经济研究所（中国）所长/经济学博士 进入专题： 城市化 。

中国的政府官僚阶层靠‘剥削外地人来建设城市的做法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就根深蒂固。各地地方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各显神通，做了很多招商引资，改善投资环境的工作，促进了工业化，从而也引起了大批农村人口往城市里集中，也就是提高了城镇化水平。

改革以后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也放松一点取得大城市户口的限制，城市的常住人口急剧增加，引起了所谓的‘城镇化高潮。政府严格限制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否则按‘盲流来惩治，主要目的在于不许外地（主要是农村）人染指这种只有城镇居民才有权享受的城市教育，医疗，文化，生活等公共设施和资源。因此已经拥有这种价值的人们自然不愿放弃，还没有取得的人想尽办法取得它，也就是想成为正式居民。在中国每座城市都以政府办公大楼为中心向四周扩大，好比中国国家领导人居住和办公的地点中南海是首都北京的地理中心一样。

而这些全是靠政府官僚掌握和支配的财政支出来完成的‘公共设施项目，投资回报率很少甚至只能靠财政补贴来运行。经验证明，人口集聚有利于发展第三产业，制造业也需要产业积聚效应来发挥规模经济。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说至今也没有改变。不要以现有行政区划的概念去评价城市大不大，不应该硬性规定所谓的‘18亿亩耕地红线。

粮食安全重要，自给率比粮食低得多的石油安全难道不重要吗？过度限制城市的地理规模，就会出现在城市中心缺公园等休息空间，而离市中心稍远地方的高楼大厦旁边农民种玉米的怪现象。城市越大越容易继续扩大规模，其重要原因在于居住该城市的政府官僚掌握和支配的资源多。

我认为这才是典型的‘国进民退，既造成极大的浪费，又埋下寻租腐败的根子。试想如果政府的办公楼建在城市郊区，政府官僚都在离办公楼不远的郊区居住，看他们对与自己的居住环境无关的城市中心部的建设能有多大的热情和关心。

问题在于政府把过多的福利资源投入到城市中国城市建设主要问题并不在于‘造大城，‘摊大饼，而在于福利资源以公共设施的方式过多地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而且这种集中靠政府权力剥削农民和外地人来达到的。所谓的大城市房价‘泡沫论者，看不到在中国制度环境下大城市越来越扩大的内在机制，年年鼓吹‘泡沫崩溃论，却屡屡失误，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这种公共设施除了公园，交通等无法区分使用者身份的领域以外，大多数只能供给正式居民（即拥有当地户口的城市居民）排他性地享用。除了郊区的农民以‘土地财政的形式为城市里的公共设施建设贡献以外，在城市打工而受到歧视的广大外地人（其中主要是农民工）通过上交税收的方式承担建设城市公共设施的费用。总之，城市级别越大导致原先的城市规模越大，或者反过来政府办公机关选择大城市落户。其实利用政治权力中心的地位，靠政府财政投入发达起来的大城市发展模式并非中国独有。

比如限制外地人入学，限制外地人买房买车，限制外地车进入市区，甚至限制外地人在某些行业就业等等。试想退休老人何尝不想离开空气混浊的大城市到农村安家？但生大病了怎么办？他敢离开吗？百万富翁也一样，离开大城市，孩子的教育怎么办？怪不得很多有钱人宁可到国外去定居。

说中国城市发展像‘摊大饼，那么日本东京的‘饼可能比北京‘摊得更大，市中心里的空间利用率不如京高。不容否认，这种大城市户口的魅力是很多外地年轻人去‘北上广打拼的主要动力。

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上中国比日本和韩国等其它国家不会差到哪儿去，甚至做得更好。同城市户口捆绑提供的各种特权和福利形成城市户口的‘隐性价值，一般来说它和城市级别（比如直辖市，省级市等）正相关。

要知道这些年的‘国进民退现象主要发生在国务院管辖的央企上，而地方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在城市公共设施以及运行上。‘户口制度不改，城市只能越来越大城市和企业类似，规模大既有大的好处，也有大的坏处。比如城市级别越大，拥有的大学和重点中小学等教育资源，公园和交通工具等居住环境资源，大医院等医疗服务资源，供电，供水，供暖，供燃气等生活设施资源，电影院，剧场，图书馆等文化资源等就越多。城市代表的政府级别越大，所能调动的资源就越多。

改革以前外地人（更不要说是农民）要调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何等艰难，以至于成千上万个家庭几乎长期（少者几年，多者几十年）过牛郎织女的生活。也就是说萝卜白菜各有所好，有人愿意住大城市，有人愿意住山沟。

但由于在中国政府掌管资源的权力和范围巨大，显得更为突出罢了。现在社会上对中国城镇化方式的批评很多，比如说批评地方政府热衷于‘造大城，‘摊大饼，浪费很多土地资源来竞相扩大城市规模等等。

这是因为中国有不准人们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户口制度，根本供暖不存在居民‘用脚投票来评价政府公共服务（包括建设公共设施）的市场机制。看看由于小城镇不是政治权力中心，不可能调动大量财政支出来投资于公共设施，规模扩大不到哪儿去。

只要限制自由移住的户口制度存在一天，拥有巨大户口‘隐性价值的城市的规模就会大大超出应有的均衡点，导致那些城市里对房子的需求越来越大，价格也只能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规模扩大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它本身也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具体表现。在中国城市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的所在地，首先是政治权力中心。要知道各地方政府的官僚也不是傻瓜，他们的做法也许有他们的道理。

且不说国务院以粮食安全为理由硬性规定所谓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不经批准不许突破上级政府层层下达的城市用地指标但是权力阶层毕竟把持着各种渠道的入口，很快就看清了形势，发现原来市场并不可怕，金钱并不腐蚀权力系统相反是权力系统维持稳定的巨大资源。

作为奖赏，当权者默许他们从中谋取巨大的、甚至是灰色地带的红利。所以，每推出一项改革，政府集团都不得不把很多工作外包给民间，这就给民间资本留下了巨大的改革红利。

如果民间资本识时务，他们应该主动喊出我的一切都是国家的，国家可以随时拿走，那么或许还会被赐予一些周旋腾挪的商业空间。然而，到1999年，这位政府高官一个移形换位，便成为中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创办的商业银行的掌门人了。